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伪在书画作品中的各种涵义

时间:2016-04-08 来源:杭州日报

  陈振濂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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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珣《伯远帖》

  与老辈鉴定专家请益,或跟随他们为收藏家鉴定藏品,他们通常不直指真伪,真曰“开门”;如果假则不直指“假”,大都是不表态,或曰“存疑”,或曰“好”,但不明确真伪,总之曲折委婉,不揭谜底,保持藏家面子。但其实,古书画流传千变万化,的确也不能只以一个“伪”字概其全。其中摹搨、生造、借名、仿制……乃至局部造假手段如挖款、伪印、揭补、嫁接、造跋等等各种现象,并不能一概而论的特点,即使是所谓的“伪”,也有许多不同表现方式。兹以事例为证,分类述说之。
  (一)摹搨:古代没有先进的图像印刷技术,唐代采取勾摹硬黄响搨的复制方式。宋代则以古迹上石,以刻帖墨拓便于复制化身千万。从古迹的承传而言,唐代的摹搨复制技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今存王羲之《兰亭序》墨迹如冯承素摹本,武则天时代的《万岁通天帖》响搨勾摹本,就是其间的典范。它们当然不是真迹,但却也不能简单归为“伪”。首先,“作伪”的不择手段、谋利取利的企图,与出于保存古代名迹便于学习为后世存范的摹搨之作,完全无法相提并论。
  (二)生造:由于历代书画篆刻家在艺术品市场上的风云际会,就有不少精通摹仿之道的书画商人看准这个市场,在研究各家风格技巧的基础上,雇专人进行全面仿制。我们目前能举出的耳熟能详的例子,一是清末民初的伪作聚集如 “苏州造”、“湖南造”、“后门造”。苏州造主要仿制明代吴门画派名家的风格,多取绢本长卷;湖南造则多造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首脑及何绍基等名家;后门造则在京城风行,大都是署“臣某某制”,冒充宫廷内府的架势,也极有迷惑性。这些各种“造”,皆属本无其事但有其名:作品是凭空生造,但名头却十分响亮,由于风格技巧可以摹仿得丝丝入扣,市场接受度很高。记得以前沙孟海师考证坊间《董巴胡王会刻印谱》,整部印谱皆为伪造,并无仿效之范本先例,是“生造”在篆刻界的典型表现。
  (三)借名:有些历代名品,挂在大名家的名头下,已流传了若干朝代,但细细考索,终觉无法坐实。换言之,证据不过硬。比如有名的旧题柳公权 《兰亭诗》,本来是无款唐人书迹,笔墨过人,但无款不足以自高身价,于是挂上柳公权大名,一转身成为大名家手迹。后人经手,为坐实柳公权,不惜多加收藏印与题跋,真伪杂糅,而一露伪迹印跋破绽,反而令人生疑,是真是伪?甚至是否是唐人手迹?反而让鉴定收藏界举棋不定了。更典型的是旧题王献之《中秋帖》,曾被列为“三希”之一,而与传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珣《伯远帖》齐名。但《快雪时晴帖》是硬黄响搨勾摹本,《伯远帖》是真迹;而排序第二的《中秋帖》本来却是宋代米芾的临本,米南宫随手临得,为好事者所获,挂上王献之,名头更大,更高古,当然价值更高,但仔细玩其笔墨,举手投足一笑一颦间,仍是米家本色。但因为没有很硬的说辞,单凭笔墨感觉的“目鉴”也无法清晰否定王献之说,于是,是王书真米书伪,还是米书真王书伪?成了一个无头公案。幸好王米二人皆为大名家,互借挂名也不算太离谱而已。但从鉴定学角度来看,这种飘忽不定的含糊却是收藏界的大忌。是,或者不是?伪或者真?难以定夺。
  (四)仿制:老友王连起在故宫博物院供职多年,师从徐邦达前辈,曾在《文物》2014年第10期上发表宏文《王翚仿古画与古画中的王翚画》,初看文章标题如绕口令,十分好奇。细细读来,豁然开朗。它研究的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:王翚(石谷)为清初四王之摹古功力最深者。这位被誉为“画圣”、“集大成者”的一代领袖,竟留下一大批临古仿古之大作,以为同时后世学画“粉本”。其实,在他之前,已经有董其昌题署的 《小中见大册》共缩临宋元名画22种(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),清初四王、吴历,尤其是陈廉,都有《小中见大册》作为仿学临摹的粉本。山水画在清初“四王”向被诟病,以为是摹古成风,动辄“仿大痴”、“仿黄鹤山樵”……千篇一律,泥古不化。我疑心清初摹古是因为要为后辈提供粉本,供揣摩临习之用。其目的是传授教习,需求量又大,遂让后人误以为这是当时画坛风气,尤其是在石涛及四僧的对比下,招致严厉批判,其实了解了教授传习的范本功能,就不会看他们肝火如此之旺了。
  王石谷仅仅是临古供他人买去做粉本,光 《富春山居图》 就有约六七件之多,其他宋元古画的仿作亦不少。当然还有知名的《小中见大册》的缩临,据说都是为没有印刷支持的名画推广承传需求所作的选择。同为“四王”的王时敏《王奉常书画题跋》则有“一生精血,裒集宋元名迹,十有六帧……岁荒赋急,贫不能守……兹幸廉州斫轮妙手,借余所留粉本,神而明之,缩成此册”、“为余摹诸名图,以寻丈巨幅缩为方册”。这就是说,当时山水画名家之间,对古画作临摹仿本(类于复制),再以摹本作缩临成《小中见大册》之类,以为技法风格的“粉本”依据,俾学者“庶几不失丘壑位置”,乃是一时风气。在没有印刷的情势下,这仿本是一个最有效的途径。
  查考故宫藏画,王石谷摹古画而署原名不落己款以致混淆于古画者,据王连起兄认定,约有十数件。录名如下:巨然《山水图》、许道宁《关山密雪图》、江参《摹范宽庐山图》、商琦《嵩阳仿真图》、曹知白《疏林亭子图》、黄公望《山坞远村图》《层岩曲涧图》、王蒙《仙居图》《秋山萧寺图》又《秋山萧寺图》、倪瓒《水竹居图》《柳塘鸂鶒图》、朱叔重《春塘柳色图》、范宽《行旅图》。按照“粉本”的要求,只要有用处,又是仿本,对署名原不会太在意;但如果不是用于“粉本”,作为职业画家,著作权与署名权肯定是锱铢必较。王石谷如此不在乎的态度,证明他是目的很明确的。
  当然这样的仿原作不署名,由于仿者功力太深,各家各派尽收腕底,很容易混入原作中而不自知。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份清单,其中有很多已经进入绘画史,进入黄公望、王蒙、倪瓒、曹知白等的真迹序列。如果不是徐邦达、王连起等专家的慧眼识破,它可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开解的“谜”了。
  但是,有如此高超的技术水准为支撑,仅仅是“粉本”利于传播吗?仿作背后有没有刻意“作伪”利益的驱使? 


标签:书画作品 涵义
出处:搜藏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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